深港合作催生“中国硅谷”

2017/05/27 09:3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
从所处阶段来看,科创之城深圳需要借力香港在国际化方面更进一步;而被观察人士称为“科创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的香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及其背后的广阔市场,是香港可借助的力量。

  从所处阶段来看,科创之城深圳需要借力香港在国际化方面更进一步;而被观察人士称为“科创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的香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及其背后的广阔市场,是香港可借助的力量。

  5月中旬,深圳的一场“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能容纳百余人的讲堂座无虚席。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在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桌子并非全圆,而是半圆,它更有开放的特点。而“开放”,正是他给深港两地合作总结的主基调。

  在香港即将迎来回归20周年的时点,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合作,成为两地备受关注的话题。

  从所处阶段来看,科创之城深圳需要借力香港在国际化方面更进一步;而被观察人士称为“科创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的香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及其背后的广阔市场,是香港可借助的力量。

  放在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范畴下,深港两地的GDP之和约占珠三角9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总和的45%。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圳企业家马化腾提出“科技湾区”的建议,他表示,旧金山湾区被誉为美国硅谷的摇篮,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硅谷”的摇篮。

  深圳“补短板”与香港“再工业化”

  2016年底,香港规划署发布的一项《北往南来2015》调查统计显示,2015年,深港两地跨界上班的人数高达47600人。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看来,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两个城市像深港这样,跨境成为常态,两地居民的活动半径也彼此覆盖。

  现如今,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城市。2016年,深圳的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7847.72亿元,同比增长10.6%,占GDP的比重达到40.3%;PCT国际专利申请接近2万件,约占全国的47%。

  另一方面,深圳的科技“短板”也正日益突显。2017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便是基础研究机构较少,创新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足,难以满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近年来也在科创领域动作频频。2015年,香港成立创新及科技局;2016年,在年度施政报告中香港提出,“再工业化”将有潜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为此提出预留20亿元港币,由创新及科技局以投资收入资助高等院校的中游及应用研究;预留20亿元港币成立创科创投基金;预留5亿元港币成立创科生活基金等。

  在上述深港合作圆桌论坛上,杨伟雄介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香港的科创环境日趋完善,世界顶级创科机构相继落户。

  2016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2016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在香港开幕;此外,红杉资本牵头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提供资金支持早期探索和天使阶段的项目,阿里巴巴也启动了10亿港元的“香港创业者基金”。

  深港“1+1>2”

  从深港的科技成绩及未来布局重点来看,两地的互补特性与合作路径呼之欲出。

  拥有硬件优势、长于产业化的深圳,正在谋求走向基础研究和国际市场;而高度开放且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高端人才的香港,则在寻求产业落地机会。

  张玉阁认为,深圳应该推动实体企业进入香港,借香港国际化的环境提高发展水平,拓展市场,探索“深港+N”的模式。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深圳有一些高科技公司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关联,这种关联往往以香港作为“跳板”。

  在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盛华看来,香港的科研潜力远未被挖掘出来,包括它的科研素养、科研转换能力、资金、资本市场,它唯一缺的只是制造和生产环节。

  “就好比99度的水,还只差一点火候就能沸腾。香港与深圳相结合,能够发挥出‘1+1>2’的效应。”邓盛华说。

  但两地的合作如何促进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的流动,成为各界人士的重要关注点。

  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未来政府可以考虑采取类似高科技人才绿卡的制度,让优秀人才在深圳香港等多地更加自由地流动。

  深圳市发改委区域规划处处长卢文彬也在不久前表示,两地科技合作的突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突破。深圳提出探索立法制度,让外籍、港澳人才在深圳无障碍地生活,包括把港澳人士在深圳经商办企业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阻碍消除掉。

  今年年初,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的河套地区开发尘埃落定,让两地政经界人士精神为之一振。

  早在1997年,深港两地共同治理深圳河,就有了占地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但关于如何开发一直争议不断。最新签署的备忘录,摆脱了早期加工区及贸易平台的低层次合作模式设想,将河套定位于“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也恰与“科技湾区”的构想遥相呼应。

  具体而言,河套地区适用香港特区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但由深港两地共同打造创新基地。邓盛华告诉记者,简单计算,如果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以5来计,河套大约容纳得下上万家科技企业。

  可以预期的是,因为适用香港法律,地理位置又紧邻深圳,河套地区将更好地融合两地的科技要素,既调动香港的研发优势,又与深圳的产业化形成快速的连接。合作备忘录明确提出,港方同意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双方认可的深方人员提供便利的出入境安排。

  杨伟雄表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会是香港历来最大的科创平台,将吸引大量香港、内地以及国际范围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进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超级航母。

  对标硅谷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深港合作不仅仅关乎两地的发展,也被寄予了更高层次的期待。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高度互补的局面,如果能用一种方式把海外源头创新技术和中国需求端进行有效连接,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新棋局,中国将以新的创造性角色参与其中。

  在周路明看来,深港合作恰恰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连接的角色。

  张玉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假如把深港两地的科技创新整合起来,最可能看齐的是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最早的提议者、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对标旧金山湾区的“香港湾区”概念;而深圳,近年来也屡屡将硅谷作为参照系。

  但张玉阁告诉记者,与硅谷相比,深港两地的跨国科技企业的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创新成果也仍有很大的差距。

  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长期存在技术代差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发展路径更多遵循的是“拿来主义”。

  今年,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深圳的几次演讲中都提到“创新的两条路径”,一条是从产品往上,另一条则是从原理往下。

  他总结,中国以前大部分的创新活动,是从产品往上整合技术,再追溯原理;但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从原理出发的创新企业,从论文出发,开发产品,走向市场。

  “一定要上下路都打通。中国人讲究打通经脉,才能练就上乘的武功。”周其仁指出。

  对于深港而言,合作的前景之一也将是“打通上下路”,尤其是强化源头创新之路,这也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跨越追随阶段,真正从“跟跑”转向“领跑”的关键。

  这其中,高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很多青年人从香港到深圳创业,大疆的汪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充分利用香港科技创新的优势,并且让创新在深圳开花结果。

  邓盛华告诉记者,香港的高校在国际前沿科技研究方面本身就有足够的竞争力,另外它们可以利用开放的特点,充当窗口,引进世界范围内的先进资讯、技术,整合资源与人才。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陈少兵也曾指出,“讲到橡胶轮胎产业我们会想到阿克伦大学,硅谷常与斯坦福大学相联系。中国的高校老师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产业服务。深港两地的科技资源如果能有效整合起来,这里将会成为全球的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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