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成为 港澳青年北上创富第一站?

2017/03/20 09:32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
 香港、澳门有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业,而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有着巨大规模的市场。港澳青年北上,有助于将港澳优势和内地资源融合,不但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同时也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动力。

  香港、澳门有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业,而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有着巨大规模的市场。港澳青年北上,有助于将港澳优势和内地资源融合,不但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同时也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动力。

  1993年,22岁的香港青年王卫来到广东顺德,注册了物流公司顺丰速运。24年后,借壳上市的顺丰控股搅动风雷,掌门人王卫身家一度超越香港首富李嘉诚。

  这是20多年前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造富”神话。现在,港澳的年轻人可以尽情想象,北上珠三角创业,成为下一个王卫。

  港澳青年北上创业近来利好不断:先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接着是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态支持在广东创建港澳青年创业园区和推动内地与港澳的服务贸易。

  与30多年前的香港企业家不同,当前活跃在珠三角的港澳青年并没有太多资产。他们可能是牙医、律师、工程师和金融机构从业者,大多拥有高学历。他们的北上流动带来了全球闻名的“港澳服务”。

  在多位专家看来,香港、澳门有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业,而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有着巨大规模的市场。港澳青年北上,有助于将港澳优势和内地资源融合,不但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同时也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动力。

  将“港澳服务”优势转移至内地

  “王卫的成功,是港澳优势结合内地市场的典型案例。”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张光南说。

  改革开放初期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开始起势,对香港的快件、物流配送需求旺盛。王卫看中了这一市场机遇,在时为“广东四小龙”的顺德注册物流公司,承包粤港快件业务。

  张光南分析,王卫当时选择将企业放在顺德,因为香港市场空间有限,在香港创建公司极大可能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放在顺德,企业可以享受规模市场的红利;与此同时,身为香港人的王卫熟知物流的国际标准,执行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又使得顺丰赢得差异化竞争。

  当前,物流行业的“诸侯争霸”已尘埃落定,但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依然空间巨大。

  实际上,港澳服务北上的大路越走越宽。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签署,一系列措施在广东先行先试;2010年,粤港两地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至2013年,旨在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CEPA广东协议正式签署;2016年,CEPA服务贸易协议签订,被视为内地全境向“港澳服务”开放。

  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一大“试验”便是对接港澳,推动港澳服务北上,帮助港澳青年在广东自贸区内创业,香港、澳门的专业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计量师、评估师纷纷北上执业。

  以国际贸易中常见的法律服务为例,截至2017年初,广东自贸区已有9家粤港(澳)联营合伙律师事务所成立,港澳律师和内地律师合伙经营,对外承接法律业务。

  国信信扬-香港麦家荣律所是这9家律所之一。该律所律师张静表示,律所自2015年挂牌以来,业务量增长一直很稳定。目前,他们能代理内地企业的涉港诉讼、仲裁业务,也可以承接港资的粤港跨境投融资法律咨询服务。

  “内地律师熟悉内地的法律,香港律师熟悉香港和国际的法律。涉及到跨境法律问题,我们内地将两个体系的法律对接清楚再对外服务,可以说谁也离不开谁。”张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早前组织的企业调研显示,尽管香港人的工资要开得更高,但一些内地企业更喜欢用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的工作风格和国际更加接轨。

  如何用好张静们提供的“港澳服务”,被视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焦点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为“一带一路”提供现代服务的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第一步,是探索如何用好香港、澳门的专业服务,将香港、澳门的专业服务优势转移至内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强调,服务业在我国GDP中占比已达一半以上,服务贸易将在我国更高层次的“二次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港澳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极为重要。

  营造港澳青年北上“软环境

  尽管前景光明,但创业者们仍面临着现实困难。

  张静就有一个苦恼,他们拥有较好的香港律师,却没有做券商业务的资质。他告诉记者,我国对券商业务的资质有较高的要求,要求律所有较大的规模,还要求律师有从事券商业务的年限经验。律所的内地母所有资质承接券商业务,但10来个人的粤港联营律所却无法承接。

  研究CEPA多年的张光南则补充,早在几年前就存在类似这种“大门开、小门不开”的现象,一些在纸面上开放的事项和领域,在现实中却走不通。

  不过,近年来,上述现象已有所改善,如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服务贸易委员会协调各部,避免部门壁垒问题,但还是有空间可以挖掘。

  如何构建利于港澳青年北上的软环境?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郑永年这些年一直关注香港青年人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建立湾区,不仅在经济上,更是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方式、法制、市场经济上探索一种新的模式。一方面可探索构建经济学意义上的“小欧盟”,也就是劳动力就业统一市场,例如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到珠三角自由就业;另一方面,则要对接与建构一种香港人、内地人共同认同的文化体系。

  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今年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提案中亦有推动香港、澳门人士到广东就业的建议。

  迟福林在全国“两会”期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国家应该创新粤港澳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其中,对港澳地区全面放开服务业市场。广东在教育、医疗卫生、基本住房、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行业向港澳全面放开;在金融、电信、铁路、民航等垄断服务行业进一步向港澳开放,实现粤港澳服务业市场一体化。同时,为港澳制定优惠的准入负面清单。在现有对全球投资者负面清单的基础上,梳理对港澳服务提供者更开放的措施,实行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机制,对港澳投资服务贸易制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特别管理措施。

  广东亦有此方面的想法。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在分组讨论中呼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已摆上重要日程,建议中央赋予其更大改革权限,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引领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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